几天前，西安媒体报道的30多名农民工赶往机场，鲜花、横幅迎接“债主”的事件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在杨陵区政府的干预下，本月18日，200多名农民工兄弟，终于如愿以偿，拿到属于自己的血汗钱。(1月19日《华商报》)

　　但凡对新闻稍加留意的人，一定知道本月12日咸阳国际机场发生的鲜花讨薪事件。那天，几十位全省各地赶来的农民工，手捧鲜花，拉着横幅，早早赶到机场，因为不知道具体班次，只能紧紧盯住出口，眼巴巴等待老板的出现，生怕错过一次北京飞往西安的航班，连午饭也不去吃。就这样，整整等待了5个小时。而受到“欢迎”的老板的儿子——公司老总，对眼前发生的一幕深感惊愕，双方甚至发生争吵，只是在记者劝说下平息下来。此事过去仅仅一周，200多位农民工的几十万欠款，就发到他们手中。这次花样讨薪的花样结局，让人浮想联翩，利弊得失，值得玩味。

　　先说利。首先，鲜花讨薪虽说无奈，但却刀下见菜、立竿见影。事情发生第二天，农民工当年干活所在地杨凌区政府，就表示督办此事，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由靖杨公司(发包方)出资垫付工钱，由农民工签字领取，不得经由他人之手。二是区政府协调双方公司纠纷，待清尾款时，靖杨公司将工钱从中扣除。几天后，拖欠工资得以解决。其次，由于讨薪方式奇特，关注度高，遂让一件久拖未决的欠薪难题，进入公众视野。如此一来，究竟谁是老赖，再也不能藏着掖着，反倒成了舆论聚集的焦点。正是强大的社会舆论，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再次，有节前9部委关于解决农民工工资的专门规定，再加上媒体对于这件事情的跟踪报道，等于将有关部门，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若谁再麻木不仁、漠然置之，其政绩考核，就可能难以过关。

　　再说弊。第一，中国式讨薪，从极端到温和，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即便是这种“温和”式的讨薪，依然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比如时间、精力、交通费用、其他花销，等等。第二，它(不得已)传递的负面消息，给受众心理带来不快，也对社会和谐产生影响。尽管结局看似圆满，但仍饱含辛酸和无可奈何的成分。第三也是最大的弊端，花样讨薪的成功，会产生极强的暗示作用；而这种暗示，又必然产生标本效应。为什么坊间会有“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说法，皆源于这类事件的启示。——事情就是这样，一旦规则破坏，正常的渠道又不能及时解决，难免会出现创意独具推陈出新的方式。想想贺卡讨薪、挂历讨薪、裸体讨薪再到这次鲜花讨薪，无不如此。而这，除了加大社会管理成本，恐怕再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