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庆油田调整职工子女进入企业就业政策引发职工上访，这一事件使曾流行于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子女顶替”制度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记者调查了解到，虽然这一制度在很多地方早已不复存在，但在一些大型国企，尤其是少数垄断型国企，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针对职工子女的“土”政策和倾斜办法。(5月26日《新京报》)

　　由于大庆油田对持续多年的劳动用工和招聘政策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取消之前传说中的“包分配”，从而引发部分油田应届毕业生及家长聚集上访事件。媒体称“此事在社会上引发一片哗然。”

　　其实，“哗然”和“聚集上访”一样，都是借了一个由头，把事情搞大，把一些原来影影绰绰的东西，拿到台面上来说。如果说类似于“子女顶替”制度的“包分配”，因大庆油田职工上访才进入公众视线而“引发一片哗然”，那么，接二连三的“萝卜招聘”，是不是已经让公众产生了视觉疲劳？实际上，国企“近亲繁殖”就是规模化的“萝卜招聘”。

　　客观地说，大庆油田的职工上访，仅仅是把国企“近亲繁殖”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但它不应成为抨击国企“近亲繁殖”的靶子，更确切地说，当“萝卜招聘”还在以各种形式和手段出现在公务员招聘中，利益“裙带”都能捆绑出“萝卜招聘”，直系亲属怎么会不发生“近亲联姻”？或许，大庆油田的“近亲繁殖”，可能在应对当时产业结构单一、地理位置偏远，外地的优秀人才不愿来的现实困境上，曾起到过积极作用，才得以有勇气上访讨说法。

　　因此，无论是国企中存在的种种就业“内部优惠”，还是像大庆油田被认为的“包分配”，都是在社会资源分配不公下，权力自肥的“显性表现”。一方面由于体制改革前的历史原因，如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有企业实行的“子女顶替”制度，已被人们视为一项特殊福利；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资源被垄断造成的分配不公，因此产生的阶层分化，以及在“潜规则”下的竞争环境，都让“投胎”显得比日后的努力重要得多，这样就让国企成为人人争抢的“香饽饽”。

　　而国企招聘中存在的“内部优惠”，甚至“包分配”，仅仅是攀援在血缘上的“近亲繁殖”，但这种现象所依赖的社会背景，却是权力寻租下的权力自肥。在各式各样的“萝卜招聘”中，虽然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但一定存在着以权谋私或利益交换。每一个“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都是一次权力间的“联姻”，或权力和金钱的勾肩搭背。如果以权力和社会阶层划分，这何尝不是广义上的“近亲繁殖”？

　　虽然对国企招聘中存在的“内部优惠”或“包分配”，在制度上加以纠正是容易的，但当“萝卜招聘”的“潜规则”还是权力自肥的法宝时，国企“近亲繁殖”很可能演变为规模化的“萝卜招聘”。不仅如此，“子承父业”的“近亲繁殖”，可能比“萝卜招聘”更容易“量身定制”。鉴此，要真正改变国企的“近亲繁殖”，还有待于从个人价值观到社会竞争环境的改善；用体制改革砸碎一个个“铁饭碗”。不然，如何杜绝这种在错综复杂关系网下的“潜规则”，又遑论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