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前夕，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经查，蔡荣生在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蔡荣生案背后隐藏的高考招生腐败牵动公众的神经，高考特殊类型招生暗藏哪些腐败环节？如何杜绝“特招”腐败？(6月9日《新京报》)

　　对“特招”腐败，在“牵动公众的神经”的同时，应该不会因此产生太大的意外和惊讶。在权力寻租成为权力腐败普遍现象的当下，但凡带上“特”字的，哪一样最终不是成了权力寻租的“好生意”？屡遭社会诟病的“特权”，就是“特”与“权”的绝配，所有带有“特”字的“生意”，除了权力，谁有资格做？

　　“权力寻租”虽然是一个有悖于权力属性，反映权力蜕变最生动的“形容词”，但也被用得像唱山歌一样了。在这种因司空见惯造成的麻木下，为何高考招生腐败会牵动公众的神经？这可能是因为人们还是把高考当做社会公平的最后底线，而且涉及百姓人家希望出人头地的唯一机会。然而，探讨“如何杜绝‘特招’腐败”？在我看来，简直就如问医生，如何让一个体内湿毒淤积的病人脸上不长疮。

　　可以这么说，只要在公开的竞争规则下存在“特殊政策”，在当前的官场现实下，不招来权力寻租几乎是不可能的。别说是合法的特殊政策，就是暗箱操作下的“潜规则”，照样是权力寻租的惯用手段。只是因为高考，“特招”腐败才牵动了公众的神经，诸多弥补现实困境的惠民政策，那一项中没有权力寻租的影子？无论是经适房还是救济金，人们听到的丑闻还少么？因此，“特招”腐败应该不在对权力腐败的常识之外。

　　鉴此，若问“如何杜绝‘特招’腐败”？可能一时还找不到有效的方法。因为，当权力寻租还是官场通病的现实下，哪里去找“头痛治头足痛治足”的“特效药”？在没有“特殊”条件的竞争规则下，权力照样能用“潜规则”进行寻租，当特殊条件出现在明规则中时，权力怎么可能放过寻租的机会？如果指望权力能够在明规则中不寻租，那么，权力寻租的官场腐败，也几乎没有什么市场了。

　　“特招”本来不含特权，但被权力找到了寻租的机会，而权力和金钱的勾肩搭背，从来就是权力腐败的丑态。在一些高校，每人每年给高校捐资便可成为“校董”，获得相应的“点招”指标。“这个名额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亲属用，也可以送给生意合作伙伴或有所求的官员。”这和生意买卖有什么区别？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透露，不少学校内部决策没有民主决策，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往往沦为摆设，招生指标成为少数人权力寻租的资源。

　　就事论事，这只是发生在高校招生中的腐败，其实，在类似于“特招”的政策实施中，单位本身的趋利性，行政权力的介入，监管机制的缺失等，都直接造成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特招”滋生了腐败，还是腐败扭曲了“特招”？按实际结果来看，简直像“特招”是为权力寻租预备的。因此，如何杜绝“特招”腐败，还有待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