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在杭州开店创业，安徽省肥西县的骆大爷几年前也去了杭州，帮着照看。今年9月7日下午，老人在店门口遇车祸不幸身亡。家人在办理事故赔偿时却发现：因老人在当地未办暂住证，保险理赔按“农村标准”和“城市标准”相差悬殊，达40多万元。

　　关于事故赔偿中的同命不同价，早在几年前就是舆论讨论的一个热点。因为“农村标准”与“城市标准”的差异，往往在事故赔偿中有着数十万元的差距。同样的生命，赔偿数额却有着鸿沟一般的差别，除了体现城乡二元体制的诸多问题之外，更是对生命尊严的极不尊重。因此，在每一次因相似事例引发的讨论中，认为赔偿标准荒唐，呼吁取消差别的声音成为主流。

　　只是，主流的声音似乎并没有推动制度的进步和建设，令人遗憾。但当再一次事件发生时，声音又会重新回来。

　　在上帝的天平上，每个人的分量都是相等的。但到世间时，却在生命价值上出现了人为的不平等。这起事件也提醒我们，尽管我国的户籍正逐步放开，人口流动更趋自由，而且城镇化进程也在加快，很多农村人口在事实上为城镇居民，但“同命不同价”的发生和存在，依旧表明，我们的法治进程和制度建设依然没能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

　　有人说，由于目前我国城乡差距仍然客观存在，规章制度也是早就有的，保险公司按章办事，可能不合情，却合理合法。当然，这似乎不容辩驳，可问题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为何一些规章制度对此似乎无视呢？！

　　对于事故赔偿，很多法律法规的建立和解释的出发点都在于“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年收入不同，获得的赔偿自然也就应该不同”。这样的标准，在生命依然存续的前提下，或许很有道理，但上升为对生命价值的衡量时就显得轻率、随意，无法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对“人人生而平等”的尊重。如果按照这样的套路来制定赔偿额，那是不是还需要根据死者的身份和收入进一步细分：企业家多少钱，白领多少钱，富二代多少钱，扫地僧多少钱……难道不觉得荒唐吗？

　　骆大爷的离世，引发了又一轮“同命不同价”的讨论。但愿这场讨论不会和前几次一样，最终“凝绝不通声暂歇”。我们应当相信，这声音最终必会促进法治社会的进步，让“同命不同价”和城乡二元结构一起作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