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颁行的《教育法》规定，年度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应占到GDP比重4%，这个目标在2012年才首次达到。在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发达、相对富裕地区尚且可以通过地方财政资助来保证公立学校师资、教学设备等方面的更新需要，而这些地方民间办学踊跃，也提高了教育发展的活力和水平。而在穷地方、偏远山区，就连保证足额及时发放教师工资都有困难，没有办法适应教育发展的全面需要。教育部门近年来又非常热衷推动教改、课改、撤点并校，这无一例外加重了农村、山区、贫困地区办教育的负担，让这些地方的学校、教师和学生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的状态，竞争力自然会发生弱化。

　　而另一方面，在社会流动性放缓的大背景下，一纸名校文凭已不足以让贫困子弟、平民子弟改变命运。

　　回到企业家、富人的教育捐款投向问题。教育捐款不能仅仅投向，本身就有政策偏爱优势、拨款倾斜的名校。国内有社会责任感、愿意帮助贫困子弟改变处境和命运的企业家、公益人士，应当更为关注穷省的大学，以及聚集了更多贫困子弟的职业院校、非重点中学和小学。

　　如前述，要改变更多贫困子弟的不利处境，特别是家庭出身、教育水平等方面因素造成的不公平起点，最为重要的仍是尽到政府投入责任。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近年来通过行政命令，要求一些高校增加对农村、山区、贫困地区生源的录取指标，这在落后地区基础教育保障乏力、教育水平与其他地区差异较大的背景下，显得本末倒置(贫困子弟即便得以被扶持进入名校，也难以适应)。真正该做的是，确保财政教育经费的总支出达标，以中央财政之力，限期实现对农村、山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项目投入的包揽，举全国之力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

　　只有这样，才能终结刘强东所说的“穷人想上清华北大很困难”，而哈佛大学才可能迎来中国贫民家庭出身的学子，帮忙把潘石屹的捐款花出去。文/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