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语出宋代苏轼所著《范增论》中的“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而其意则远绍《荀子·劝学》“肉腐出虫，鱼枯生蠹”的论断。按字面意思，荀子之论是说鱼馁肉败，就会生蛆虫，苏轼广其意，推论凡物必先朽腐，尔后方有蠹虫滋生。语中“物腐—虫生”的物象关联不仅揭示了“物类之起，必有所始”的因果之链，而且还隐含了许多深刻的哲理。

　　首先是“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的求诸己。物先腐而后虫生，意味着事物的毁灭往往酿生于自身，物自败，尔后生机失，物不腐，虫何生？事物兴衰存亡，内因是决定性因素。由此推及人事，古代哲人尤其强调求仁在己，祸福在我。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些都强调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如果放弃了这种主宰，就是“自侮”，必然导向“自毁”，意味着“不可活”的自取灭亡。故中国古代哲学坚决拒绝“自暴自弃”，“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而大力倡导“万物皆备于我”的“强恕而行”，即不断自我省视、自我激励与自我进取的自我造命，“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类“人能弘道”的主体精神，正是宣扬事当由己时的功外加功，宣扬不自侮而自强，从而永葆生生不息之生机。

　　其次是修身固本的道德修持。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凡有生气者，皆有其生生之机，一旦失其根本，则生机阻断，覆毁朽烂而虫生；人作为万物之灵，“德者本也”，有德，则人性充实而辉耀，所谓“德润身，富润屋”，有德之润，使“身”健硕而有活力，更使生命呈现蓬勃向上、止于至善的盎然生机。相反，如果人无德，则立身无基，进退取予失据，悖逆横暴无所不作，必然是“邪秽在身，怨之所构”，进而“怠慢忘身，祸灾乃作”，是所谓“自侮而人侮之”，陷入物先腐而虫生的自毁之路。有鉴于此，古代先哲特别强调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修身在于“养心”，在于以“天理”“良知”来规训、指引人的欲望，在于日常生活中真正正心诚意的“为仁由己”，并由此来充溢人的固有“四端”之心，达致纯乎良知之域、道德完善之境，使人大本坚固，身润而神强，从而防止、杜绝“邪秽在身”的朽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