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舆论场上，不时见到有所谓“寒门难出贵子”的话题。然而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学项目“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高校内部社群权力的作用机理及引导机制研究”课题组，在2016年1月~2017年3月对中国若干地区以985、211高校为代表的全国重点大学生源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来自中低收入阶层的子女至少占重点大学全部生源的60%以上。

　　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舆论场上有关“寒门难出贵子”的叙事模式，以至于此话题一出现，便囫囵吞枣地将这一命题的前提、条件与结论全盘接纳。事实上，倘若细细咀嚼这一命题，未必就能简洁明快地成立。

　　事实上，就以文中所引的课题组信息也可看出，情绪化的表达、社会平等的焦虑所推导出的“寒门难出贵子”，也需要数据的校正。从数据能看出，重点大学的门槛，并不如想象般高耸。

　　并且对“寒门”这一概念，也需要在整体的时代背景中确定，一些新闻，诸如“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7.35%”“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14年的4.2%”“2016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等等，无不可作为思考这一命题的注脚。所谓“寒门难出贵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社会整体阶层上行的伴生现象，回首改革开放近40年，不可否认的是，“寒门”的绝对数量也本身也处在递减的趋势中。

　　但“寒门难出贵子”这一命题的出现也是值得正视的，教育资源集中在某种程度上的存在，引发了社会的焦虑情绪。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敏感，也使得“寒门难出贵子”这种极端化命题得到乘数效应的扩散传播。这也是“2015年教育部‘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计划招生5万人”“清华大学2015年‘自强计划’学生近80人”“人民大学预计录取‘圆梦计划’学生80人”“北京大学将继续扩大‘筑梦计划’的招生专业”等措施的意义所在，通过社会机制性的补救，实现教育的结果性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