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理性之风渐盛，法治更得人心。因此，往往听到一边倒的民意与民声，各种“冲动”的帽子和“情绪”的棒子就呼啸而至。这也不奇怪，舆论亦有羊群效应，碎片化传播最容易以讹传讹、人云亦云。何况，在这个自媒体煽风点火的年代，泪点、痛点、爆发点，其实都是待价而沽KPI。因此，廉价的鼓动与可疑的声讨，总是叫人警觉。

　　不过，江歌案里的民愤，恐怕未必如一些人的先入之见般“低端”。一方面，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本就边界有别。刘鑫在法律上或许是清白的，但在道德范畴未必是零瑕疵的。且不论江歌之死与刘鑫究竟有怎样的因果关系，中国自古便有“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价值古训。无论基于怎样的常理常情，刘鑫都当克制权利与情感，悯恤江歌母亲的遭逢。这不是所谓报恩，而是公序良俗的底线。遗憾的是，各种哈皮自拍，各种消失不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完美实现了对江歌母亲的二次伤害。这也是双方见面刘鑫气势见短的根源之一吧。

　　另一方面，再是多元的社会，也当有初心如一的价值坚守。人性善恶，烧脑千古。王阳明《传习录》里有段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心学固然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但，知善恶、辨善恶，是自古而然的秩序之本，是公共治理之外的人类明规则。这就像我们对频发的虐童案会愤怒、对明星出轨事件会慨然、对保姆纵火案会声讨一样，如果我们的舆论只会一条声对刘鑫说——“赶紧起诉江歌妈妈侵犯你人身权益”——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时代，才叫人齿冷又心寒。

　　刘鑫的委屈，在道义层面，或是她行为需支付的必然代价。我们为江歌而扼腕，为江母而悲伤，为刘鑫而无奈，却千万不要忘记——12月11号，陈世峰杀害江歌案将在日本东京开庭审理，庭审时间是五天；而12月20号前后，本案将一审宣判。

　　谴责并严惩杀人凶犯，可能远比揪住刘鑫的道义责任更要紧。(作者：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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