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种做法也蕴含着一种执法上的任性和不公平。比如大连交警部门规定，横穿马路者，没有单位的，抄告给其所属社区；没有固定住所的，抄告给其亲属。交警依据执法对象的情况来区别处罚违法者，如此一来，就等于执法没有了标准，而变成了“看碟下菜”，这缺乏了执法应有的严肃性和公平性。

　　话说回来，执法创新不是不能有，但创新的边界应该止于法律的规定，而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从现实来看，一些交通违法行为之所以高发，关键不是执法方式不“新”，而恰恰是既有的法规未能被严格执行，而执法缺乏定力和刚性，就不会让全社会形成相关的守法心理预期。纵观这些所谓的执法创新，其实大多表现为“一阵风”，难免落入“运动式执法”的窠臼。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底线式的衡量标准，是治理手段是否有充分的法律赋权，它同时也是区别“人治”与法治的直观指标。交通执法严是好事，可严只能是法律范畴内的严，否则构成了“人治”之严，对法治和社会法治信仰造成的伤害，比行人闯红灯的后果要严重得多。所以，那些有越界之嫌的所谓执法创新，是该好好清理、及时停歇了。(作者：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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