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获得巨大发展，也必将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成为为数不多的在经济、科技上领先的国家之一。伴随着发展，我国的国家制度体系、社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这对国家和社会治理提出新要求，也呼唤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上的革新。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如今在许多领域都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这些领域产生的大量新问题，已经没有可能直接搬用外国经验了，学者们必须自己进行思考、提供答案。

　　这就要求我国法律学人，不论是否准备好了，都不得不应对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无论是否有勇气，都要在这些领域内对法治实践进行开拓性研究。因此，在思考法律运行实践中的新问题时，学者就不能仅运用以往积累的概念、语词或教义，还要注重从经验层面切入，发现隐藏于概念背后的、实践的与经验的观念和理论。在立法层面、司法层面乃至整个国家治理层面，学者都需要提升问题意识，针对我国社会发展变化中的新情况进行新思考，推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法学成果，以此来提升中国法学的研究品格。

　　比如，当前大数据技术应用日益广泛，这一技术应用也会使法律规范发生变化。在一些法律领域，未来以大数据和算法作为依据，而不仅仅是基于传统经验来制定规则具有很大可能性。传统的法律规则可以说是一种类型行为简化的抽象，虽节省信息，但并不十分精确。为避免僵化和教条，相应的法律制度还会给执法者留下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大数据和计算技术的发展令计算能力和信息都不再像先前那么稀缺，算法的精确和灵活可能引发一些领域规则的改变，且算法本身作为规则也可能兴起。换言之，更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则有可能多起来。例如，针对个体的行为矫正、制裁和惩罚，针对特定公司、组织的规则等，会出现更细密的区别对待。当然，这种区别有道理有根据，不是随性任意的。运用大数据进行法律规制的另一特点是，虽基于过去，但会趋向未来、预测未来。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实践，司法判决会变得更为关注未来、关注结果。

　　财产法也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因为许多物质性的财产会变得日益非物质化。比如，我们今天用移动支付，金钱就表现为一些电子信号，这种情况也可能拓展到其他财产上。与此相关，大陆法系的重要法律概念“物”，其内涵也可能会更抽象，表现为某种性质、属性。再比如，我们今天听音乐，就不那么重视唱片或光盘了，看影视作品也同样。还有，随着人口流动加快，人们居住的房屋在使用或收益方面更有意义，所有或处分可能变得不是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