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级政府与业务部门应对舆情，大多是在舆情爆发之后，才被动应对。例如，前段时间的“雪乡宰客成疾”事件，令黑龙江大海林头疼不已，黑龙江大海林重点国有林管理局就此事指出，“要将舆情防控摆在第一位，认真总结好此次舆情处置的经验教训，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到位，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就此舆情事件发生、解决的路径而言，似乎无错，态度积极诚恳，处理及时得当。但是细究，却是存在规避重点的嫌疑。第一时间发现的问题，不是宰客，而是宰客行为被游客揭发；第一时间处置的，不是宰客行为，而是集中爆发的舆情，要防止类似事件，也是防止其他问题被揭发。所以就此回应，有网民调侃：“相信雪乡还会宰客，而且被宰了以后投诉无门还可能被人身威胁，因为当地的舆情应对已经提升档次了”。就此事件，为政府处置应对舆情的工作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舆情应对的内容才是工作改进的重点。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民众对自身权益的重视和维护，使得舆情应对成为新时代的新课题，一门新学科，各媒体机构相继成立了舆情处置部门，各种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舆情监控、分析公司大量出现，政府与企业通过输出培训舆情应对人员和分析人员提升舆情处置水平，或者通过公司购买相关服务，都将舆情危机应对作为工作的重心，极为注重网络时代的舆情工作。

　　但是就目前的舆情应对策略与研究水平，其实都处在舆情的生态末梢，虽然掌握了一整套确有实效的方式方法，但是就其本质而言，仅仅处于话语策略，都是浅层次的应对措施。解决问题的实质，并非发布公告、召开应对会议如此简单，前两年的“三亚宰客”“青岛天价虾”等网络曝光产生的舆情事件就是最好的实例。表态容易，查处和罚款也容易，但要从根本上扭转已经定型的舆论形象，则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然而，当舆情应对成为套路，成为教材和产品，当兜售舆情服务的人赚得盆满钵满，当舆情成为一条流水产业链，真正的民生问题可能也会随着舆情的爆发糅杂成一个新的社会问题。避免舆情的根本是时刻考虑民众的意愿，始终以民众为出发点，发现工作中的纰漏与不足，开放民意表述渠道，避免群众投诉无门，突发舆情的数量就会减少，也便少了之后忙于补救的尴尬与遗憾。 (毒一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