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三峡主体文化可被称为巴楚文化。在巴楚文化长期交流融合中，文化互见的成份很多，有人认为是‘半巴半楚’‘亦巴亦楚’。”11月5日，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武汉大学长江文明研究院考古专家贺世伟告诉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
当天，“沿着长江读懂中国——万里长江行”探访团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深入探访三峡这条记录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脉络的文化长廊。
三峡地跨奉节、巫山、巴东、秭归、宜昌等地，近200公里的长江三峡，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交相辉映，既是沟通川渝和江汉平原的咽喉要道，也是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交汇之地，这里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和千年文学史而享誉世界。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外观仿照三峡大坝坝基，正门口台阶是从三峡大坝坝基上取出来的基岩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为1951年成立的西南博物院。2000年，为承担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大量文物抢救、展示和研究工作，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设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还未走入馆内，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陈列展览部研究馆员彭学斌就提醒探访团，正门口的几阶台阶大有来历。他介绍，这几层台阶是花岗岩，是从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镇三峡大坝的坝基上取出来的基岩。
“我们建馆的时候，特意把它垒砌在进馆的正门台阶上。想让大家能踩到台阶，亲身感受三峡工程这样雄伟的历史事件。”彭学斌说。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外观。王筝摄
同时，博物馆的外观，就是仿照三峡大坝的坝基。建筑正上方漏斗型的圆形穹顶恰似一个巨大的承露盘，取“三峡之水天上来”之意。外墙以大面积的蓝色玻璃和古朴的砂岩构成，蓝色玻璃象征着水，而砂岩外墙则代表着山。彭学斌介绍，在设计的时候，还有水流从穹顶上的水塔流下来，通过玻璃幕墙流到下面的水池，再从水池延伸而下，流入更低一级的水池里。“建设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主要是为了保存三峡库区发掘的文物，所以不管是文物还是建筑的文化符号，都跟三峡工程有密切的关系。”彭学斌说。
馆内一楼常设展览《壮丽三峡》展厅里，还收集了大量三峡库区的实物，展示了库区蓄水前三峡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真实再现了三峡原貌，是对三峡风貌的永久纪念。
展厅中，“百万移民”展区集中展现了百万三峡移民在搬迁过程中“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的精神，以及为三峡工程建设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我是万州人，也是三峡移民户，‘爱国、奉献、协作、拼搏’的三峡移民精神始终铭记在我心里。”彭学斌说。
三峡考古抢救和保护了大量珍贵的地下和地面文物，为探索和复原长江文化的起源及发展提供了详实资料
在恢弘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大厅中庭，矗立着一对造型独特、纹饰精美的石阙，这正是三峡文物保护抢救工作的成果之一。
记者了解到，三峡文物保护工程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文物保护项目。为配合三峡大坝的建设，从1993年至2007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工作者，对630万平方公里的三峡库区文物开展了地毯式的调查，展开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文物大抢救、大发掘、大保护，抢救了1128处文物点，其中湖北库区341处、重庆库区787处。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乌杨阙。王筝摄
乌杨阙是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这对石阙在2001年发现于重庆市忠县乌杨镇，因没有雕刻铭文，且出图墓阙曾遭盗挖，只能以地名命名为“乌杨石阙”。
阙是古代宫殿、祠庙或陵墓前具表征意义的楼观，常左右成对。复原后的乌杨阙为重檐庑殿顶双子母石阙，母阙高5.4米，子阙稍矮，高2.6米，总重超过10吨。阙身及楼部雕刻有青龙、白虎、凤鸟等纹饰，还有送行图、习武图及狩猎图等石画，表现了巴人“尚武”风气，也生动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
全国的汉阙大多数都是在旷野保存，属于地面不可移动文物，而乌杨阙是目前唯一在博物馆保存的完整汉阙。“阙是先进入博物馆，然后博物馆再做展陈。如果把展陈铺好了，阙就不容易再搬到博物馆里面了。这是三峡工程造就的奇迹之一。”彭学斌说。乌杨阙是目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30余处汉阙中保存最完整的阙，也是目前重庆和川东地区唯一保留有子阙的石阙。
探访团成员、武汉大学长江文明研究院考古专家贺世伟接受记者采访。王筝摄
“三峡考古抢救和保护了大量珍贵的地下和地面文物，为探索和复原长江文化的起源及发展提供了详实资料。”探访团成员、武汉大学长江文明研究院考古专家贺世伟表示，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已经建立了自荆楚到川渝的文化通道，至青铜时代，巴楚双方文化不断交流、碰撞和互鉴。秦汉以来随着国家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包括三峡地区的长江文化逐步走向共存融合。“三峡考古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贺世伟说。
虎钮錞于、编钟、鸟形尊……出土的众多标志性文物都展现了巴楚文化的长期交流融合
探访团走进二楼《远古巴渝》展区，只见这里展示了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中代表性的出土文物，显示了巴文化特点。“虎钮錞于、编钟、鸟形尊……很多文物上，都展现了巴楚文化之间的联系。”彭学斌介绍，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巴渝地区呈现巴楚文化的特征，忠县以东地区还发掘出了大量楚文化墓葬。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虎钮錞于。王筝摄
彭学斌带领探访团来到战国虎钮錞于前，他介绍，这可以说是巴文化的标志性文物。这件虎钮錞于被誉为“錞于王”，因为“它高68厘米，重30公斤，是目前国内同类完整器物中形体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錞于”。錞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最初，它是一种可以与战鼓配合使用的军乐器，《周礼》中记载西周时期：“以金錞和鼓”。敲击时，其“声震如雷”。战国时“胡服骑射”出现，过重的錞于不适于以轻骑为主的军事，就慢慢流传到了长江流域，作为祭祀器具存在。
跟着彭学斌的指引，探访团看到，这件錞于上部的“钮”作虎形，栩栩如生，不怒而威，虎腿以漩纹勾画出神物特征。虎钮的周围，还分布着五组“图语”：椎髻人面、羽人击鼓与独木舟、魚与勾连云纹、手心纹、神鸟与四蒂纹。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陈列展览部研究馆员彭学斌向探访团介绍文物中体现的巴楚文化交流。王筝摄
“虎的形象，极具巴文化特征。”彭学斌介绍，巴人崇虎，在巴人的器物中，虎的装饰尤为突出。虎不仅成为巴人的图腾，也代表了巴人勇猛、善战的性格特征。
有关廪君的传说和记载，在湖北的清江流域也广为流传。“清江流域是湖北省土家族聚集地区，也是古代巴人兴起发祥之地，更是春秋战国时期巴楚两国文化交融、发展的重要地带，至今保存着许多巴、楚文化遗存遗韵。”贺世伟说。
除此之外，博物馆中许多馆藏也展现了巴楚间的密切往来与交流。在虎钮錞于旁边，摆放着涪陵小田溪一号墓中出土的一套铜编钟，共14枚(复制件)，这是先秦时期巴蜀地区出土的唯一一套编钟。
小田溪编钟。王筝摄
“小田溪编钟出土后，有学者认为这是巴王使用的编钟，并且与楚文化有很浓厚的关联。”彭学斌介绍，这套编钟整体风格是楚式的，但又在装饰上呈现出巴文化特点。编钟木架两段及立柱顶部都有虎头形的装饰，“楚文化中很多器物上都是凤鸟踩着老虎，而在巴文化中，虎是无比尊贵和崇高的，绝对不会让其他动物踩在虎上。这也是文化交融后发展出的不同”。
在巴楚文化的长期交流融合之中，巴楚民族的民风民俗、服饰等较为相似。如巴楚两族都善渔猎;楚人好巫术，巴人信鬼神;巴人竹器多，楚人竹器亦多，且两民族都有许多竹制乐器。
贺世伟向探访团介绍，后期，巴楚文化交融达到顶峰，二者逐渐融为一体。如考古发现巴人崇虎、楚人崇凤。江陵、当阳、枝江、荆门等地带出土的战国时期“虎座立凤悬鼓”和“卧虎立凤”漆木器，其器物特征就把巴楚文化风俗习惯混同的特点显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