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条件是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过渡到了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的社交圈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一区别导致原有的社会信任方式发生变化。在孩子脱离学校和父母看护的两个小时里，家长必须寻找到一个固定的、确定的地点和人员看护孩子，因此基于陌生人社会而出现的托管必须是规范的、有资质的。遗憾的是，目前校外托管的症结恰恰就是缺乏规范，没有标准，最终导致了从“托管”到“脱管”的结果。

　　很显然，第二个条件无法改变，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到农村，回到“单位制”。所以，需要做的有两点，首先是公立学校的托管服务应该面对真问题，目标在于解决真问题。一刀切式的在校时间管理是典型的懒政，而每人每天2元的补贴政策也与社会发展水平完全脱节。实施校内托管服务不应该存有疑问，问题应该在实施过程中解决，而不是一味推卸责任；其次，必须建立起校外托管的规范和标准，相关的政策、立法需要尽快跟上。

　　民进广州市委员会副主委江东提出了“三条红线”，正好可以回应上述两点。红线一，校内托管如果涉及老师工作量，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报酬统计；红线二，校内托管并非涉及所有学生，政府投入的公平性需要把控；红线三，如果有校外托管机构，如何建立门槛，如何体现公益性。

　　最后提醒一点，不论是校内托管引入外部机构，还是校外托管，在立法过程中，因为教育、食品、卫生、消防等相关部门对自身责任的考虑，常常会发生拔高标准的现象。这就等于在无形之中大幅度提升开展托管服务的门槛，最终也会导致托管服务市场价格的高涨。到头来，学生家长的压力反倒更重，服务必须以实际需求为准，立法也必须遵循社会实情，这样改革才能成功。(作者：南都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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