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事关公众福祉，也正因此才需要更加充分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知道，没有公众的参与，就没有民意的护航，本应在决策之前完成的意见交锋和利益博弈，就会延宕到决策实施当中，成为决策推行中的浅礁暗流。当前，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治理情况纷繁复杂，利益博弈无处不在，公众参与的充分程度，决定着工作推进中潜在风险和矛盾的暴露程度。公众参与得越广泛，诉求表达得越充分，对完善政策、科学决策的帮助就越大；同时，当公众在自身利益的攸关项上刷到了存在感，也会更加自发自觉地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激发起共治共享的良性互动。可以说，公众参与好比决策过程中的“活性炭”，过滤掉的正是影响工作开展的不确定性。以欠缺专业知识而排斥公众参与、以只关注自己“一亩三分地”而认为公众“不足为谋”的观点，都是片面而偏颇的，容易让决策失去最基本的公共性。

　　相较以往，现在的技术手段更加丰富，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如何引导公众更好参与，有效避免“信息逆差”，考验着相关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能力水平。换句话说，同样是发放调查问卷，10年前可能会让公众有参与的获得感，而今却会让大家有敷衍的既视感。问题不在于问卷本身，而在于方式方法有没有与时俱进。这启示我们，在公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的今天，“勾勾画画”“圈圈看看”的表面参与远远不够，大家更期待的是一种有目的性、有引导力、有对象感的深度对话。把好事办好，就不能有“替民做主”的思想，更不能有“怕麻烦”的心态。所谓“拿出诚意来”，首先就要让公众感受到一种姿态，让大家看到相关部门是竭尽所能而非蒙混过关，是坦坦荡荡而非半遮半掩，是身子朝下而非脚不着地，是开门纳谏而非充耳不闻。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获取公众信任的最佳“打开方式”。

　　公开也好、参与也罢，说到底是对公众的“预期管理”。有研究者坦言，“真正意义上的稳定是一种心理期许，先决条件是透明、公正与公开”。身处众声喧哗的舆论敏感期，公共治理改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呵护公众参与热情，探索公众参与机制，培养公众参与能力，创造公众参与条件，从“单向管理”走向“社会共治”，我们就一定能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推动国家全方位发展进步。(张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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