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应是最忙的时节，俗称忙年。想起小时候背诵的顺口溜，说的正是这段日子的“活计”：“二十三，打发灶马爷上了天；二十四，割下对子写下字；二十五，称下二斤好豆腐；二十六，买下二斤好牛肉；二十七，焯下豆芽洗了脚(意谓古代裹脚妇女，要在这天郑重其事地放开裹脚布洗脚)；二十八，红的白的蒸下两簸喇(红的为炸油糕，白的为蒸馍)；二十九，打上二斤好烧酒；三十儿，对子贴到街门儿。”这要用山西汾阳的方言念诵，才能品出其中的韵味儿。笔者记忆中的儿歌与王尔敏先生的描述联系起来，才能明白其“各地同风”之评语，恰恰是这些几乎大江南北共同遵守的同质的风俗，将中华民族连接在了一起，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真正的年节到了，人们要在除夕守岁，家人叩拜辞岁，红包为礼，充满了天伦温馨和喜悦。子夜迎神之后，则百无禁忌，爆竹声声，彻夜不绝，天亮后，开门拜年贺岁。接连拜喜神、财神、城隍等，天天吃春酒，直到过了初五即破五后，正式年节的高潮才算度过。

　　我们今天经常有“年味儿”淡了的感觉，实在是因为我们虽然还在过年，只不过过年的方式，或者归根结底是生活的方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过往的社会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职业分途，较为固定。农耕社会以农为本，一年中的节日喜乐活动，也基本上以农人的生活节奏自然衍生而成。正像王尔敏先生所描述的，过了正月初五之后，即为工作开始之日。而四民之工作开动的时间确有差异。工商负贩小民最先开始营业，正月初六日商贩开市，商界自有一套隆重的礼俗。其余各业俱在正月十五上元节后，始有活动。官府开印约当正月十九至二十一日之间。士人即读书人因而启动更晚，一般二月二日为士人活动开始，号称龙抬头。农人行动最晚，约在二月中旬春分之日开始下田，培苗除草，但也最辛苦，一直力作至九月秋获完毕，十月晒旱，还须向政府交纳钱粮。入十一月后农人开始清闲下来，过冬至后完全停工，闭门饲养牛马家畜，准备上述新年的食用活动。如此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生活的节奏感很强。